（一）摘要

      1994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条“退一赔一”的规定很快造就了一大批职业打假人。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各商场购假索赔，50天时间获赔偿金8000元。随后，董志慧、张磊、臧家平、叶光、刘殿林、杨连弟、周春江、童宗安、孙安民、刘雨、吴进文、黄志宏、王海东、黄平国、徐大江、张宝辉、张小笔、张芳琴、李剑林、孙博、张恒、谭进福、孟健、赵际文、吕学鹏、葛太玉、周裕福、刘明、 等等，全国各省市职业打假人不断涌现。在一些人眼里，他们是“英雄”，但一些官员和商家却视他们为“刁民”。10年过去了，在争议声中，这批职业打假人有的偃旗息鼓、退出江湖，有的仍然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还有的则合纵连横，成立了专业公司谋求转型。

      （二）动机

      无论“职业打假人”的动机如何，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却潜移默化地促成了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改变着消费市场格局，同时对我国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执法也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完善作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了许多帮助，消费者可以查询举报后查处的结果。赵建磊说，去年，他诉“可口可乐”、“王老吉”进行欺诈性销售的官司，若放在几年前“是不会打赢的”。

      在维权过程中，经常遇到法规“打架”的情形。不同行政部门的行政规章存在冲突，让消费者无所适从。比如，很多食品标签上描述了保健功能，按照国家工商总局《食品广告发布暂行规定》，借助成分明示或暗示保健作用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包装也算广告的形式之一。但在质监系统关于食品标签的强制标准中，则可以允许介绍成分的功能，而这些描述功能的文字往往就是在宣传食品的保健作用。也就是说，同一个标签，按照一个标准是合法的，但按照另一个文件就不合法。

      产品的“三包条例”看似保障了消费者的权利，但实际上却是“立法的倒退”，“因为‘三包条例’不少是各个行业组织起草的，而背后则是行业的经营者出钱资助起草，其中埋下一些对消费者不利的条款，实际上是在误导欺骗消费者”。

      （三）法律

      “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界定的消费者的范畴，现在仍有争议。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规范市场秩序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不是知假买假，这些人买到的确实是有问题的商品，消法就应该保护；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消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受欺诈的消费者。“知假买假”者主观上并没有受到欺诈，本质上也成了一种营利行为。保护这种利益，不符合消法的立法目的。在外地已经有过因“知假买假”而败诉的案例。俞里江表示，现实情况是，在具体的个案上，要证明“知假买假”很难。所以只要是产品确实存在问题，法院一般都会支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打假已经成为一种营生，一种赖以生存的手段，通常，打假人为了“赔偿”，商家为了“名誉”，都会私下进行协商，给予一定数额的补偿，当然不会很多，并让打假者写下“此后不得因类似事件找麻烦”这样的字条，在最初的打假行为中,打假人一般出于公益,以制止假冒伪劣产品的销售为目的,一般获利性不强,更为重要的是,绝不会向售假者出具所谓“不因类似事件找麻烦”的承诺。

      然而,一旦打假者蜕变为单纯营利的职业打假人角色,其必然具有经济立场和目的,为售假者出具书面承诺,实质是对售假者今后可能售假行为的默认和许可,这必然会导致不正当利益和售假现象的滋长。于此情形下,我们就需要反思一下,是否仍然有必要赋予这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打假者以消费者的身份了。

      （四）解决方法

      购假之后，50%以上的“职业打假人”都会与商家“私了解决。剩下的会去工商举报，或到法院起诉。在北京，每年的诉讼就有三十多起，但有很多都不是用“职业打假人”自己的名字起诉的。客观上说，也只有赔钱才能触动商家的利益，促使他们把问题改正。而那些屡教不改的企业更是他所打击的目标。

      “职业打假”也确实能够带来一定的收益。谢先生说，他一年的打假收益扣除成本至少也在五六万元。而据记者了解，有些甚至更高，可以用“可观”来形容。

      商家：“他们是在借机敲诈”

      对于商家来说，这些“职业打假人”令他们感到头疼。北京某著名购物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人在购买问题商品后，一般都先给商场打电话要求“私了”。“其实就是为了要钱。”

      要求“私了”时，这些人往往会开出高于商品价格几倍的索赔额，有时还会抛出“让媒体曝”、“诉诸法律影响不好”等带有威胁性的语言。而出于商业声誉考虑，如果商品真的存在瑕疵，商场也不愿意闹到法院，通常都会选择“私了”。“他们就是在借机敲诈，而且是以此为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