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发展源于两类竞争动力：一是各行各业企业之间的竞争。这是大家容易看到并认可的。二是企业化了的各级政府之间的发展竞争。对此如何评价暂且不论，却是中国极其现实的增长动力。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竞争一靠制度创新，如搞改革开放，包括从领导机构争取政策特许。二靠投资环境建设，典型如前些年的七通一平等。这两项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综合就展现为第三，宜居宜业的城市属性。宜居宜业虽然与环境、生态、交通、住房、文化、医疗、教育、治安等都有关系，但却可以简化为用货币来衡量的生活费用和营商成本。一个城市宜居宜业，就会有强大的要素聚集功能，获得竞争优势。

      深圳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从30多年前一个贫困的渔村，如今位居国内城市一线，并获得一项城市竞争力第一的排名。

      作为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具有强烈的创业冲动。这构成了一个城市独特的性格或竞争优势。外来人口进入深圳最初都以最少的支出得以立足，然后开始创业发展。当年深圳星罗棋布的城中村的低消费就起了这种支撑作用，即低成本的宜居宜业。可惜缺乏这样的统计数据：深圳有多少成功人士是从城中村走出来的，估计一定不少。

      但也恰恰可以这样来认识问题：深圳营商成本的上升始于城中村的改造。由于追求单位地理空间GDP的产出，城中村的改造无一例外采取高端模式。这当然有利于城市素质的提升，但却驱逐了低端产业和低端就业人口。当时占上风的认识是这可以推动深圳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能把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搞成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某个城区可能突出具有某种城市功能，如果整个城市止于某种单一功能，则城市必定是畸形的。在国际大都市纽约，曼哈顿是高端城区，那里有华尔街。皇后区则可视为中档城区，那里也是各种企业密集的地方。而华人聚集的法拉盛则几近我们的城中村了。而且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越是高端化，越需要强大的服务业来支撑，而服务业则有普通劳动力密集的特征。

      房地产业的高端化催生了高地价、高房价、高房租、高生活成本、高营商成本。而基础价格的上涨必定会推动整个价格体系上涨，结果是企业整体生产成本上升，而这往往不能得到产成品销售价格提高的结果。这些无疑都削弱了城市的竞争力。要以创新立市，必须以广大民众和中小企业的创业创新为基础，而这恰恰与低成本紧密相连。所以，一个高成本的创新之都是难以想象的。

      深圳一线城市前四的位置从来就不是稳固的。以GDP论，天津、苏州、重庆等其实与深圳已不相上下。武汉、成都也加入了万亿元俱乐部。当然新常态不唯GDP了。深圳在高新技术产业有了近20年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打造创新优势，在这方面已有了不少制度创新。

      但创新与营商成本的相关性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更遑论有针对性的措施。而这恰有可能是成败关键。从这点出发，与深圳形成竞争关系的不唯一线城市，众多二线城市也会参与一决高低。因为创新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固然好，但也可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新图，只要有人会画就行了。许多二线城市拥有深圳努力了几十年仍未及的众多高等院校，这些高等院校每年产出数万乃至数十万的高端就业人口。加上这些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相对低廉的生活开支，如果制度创新能跟上，几成天然的创新福地。在创新这个新常态的核心环节上，众多二线城市获得了追赶深圳的广阔空间。而营商成本高企如同跑鞋里灌满了铅……

      千万别让这成为深圳一道迈不过去的坎。